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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喜小说网 > 综合其它 > 蒋介石评传  作者:李敖 书号:43598  时间:2017/11/7  字数:7817 
上一章   第二节 希望渐灭油尽灯枯    下一章 ( → )
蒋介石以国民总裁的身份逃难到台湾,虽于一九五O年三月以非常手段恢复“总统”的职务,但杜鲁门袖手,前途仍然黯淡,共军随时可能打过海峡来,局势依然风雨飘摇,蒋政权的生命不绝如缕。

  然而朝鲜战争重新点燃了蒋介石的熊熊希望之火。他于下野之初,国民仍控有大江以南以及大西北与大西南,然而已把重点摆在东南海中的台湾岛上。他显然早已想把台湾作为复兴基地,等待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到来,一决最后的胜负。所谓第三次大战就是国际的反共战争,他一再强调中共是斯大林的第五纵队、强调苏联侵华,就是要把国共内战转化为全球反赤斗争。这种论调在朝鲜战争爆发以后的美国,极有市场。美国于是又视蒋为盟友,并以其超强的声势,帮助蒋介石将已经亡了的“中华民国”牌子,又高高挂起,以台湾为中国而继续占据联合国的中国席次,拒绝中共取代。

  蒋介石因美国的大力支持,他的“国民政府”仍然得到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承认为“惟一合法的中国政府”但他心里明白,如果不能反攻大陆,台湾终究无法等同中国“中华民国”的招牌也迟早会掉下来。美国的实力再强,亦无法永远撑得住一个神话。但是要反攻大陆,他已败退到台湾自知无法独力实施,惟一的战略就是拖美国人下水。据麦克阿瑟将军的情报官魏诺比(CharlesWilloughby)一九五O年六月十五的报告,蒋介石有一“极为机密”的请求,即愿意将其本人以及政府与军队,听由麦帅总部直接指挥,但不愿把权力交给孙立人。(MacArthurArchieveRG6,BOXl,转引自Cumings,TheOriginsoftheKoreanWar,P.552,876)蒋愿出此“下策”实是套牢老美的上策。朝鲜战争之后,蒋又一再要求出兵,亦无非想要卷入国际反共战争,浑水摸鱼,但均未得逞。

  朝鲜战争休兵,北京与华府之间结怨未减反增,台澎、金马等外岛成为对峙的点。艾森豪威尔政府的国务卿杜勒斯尤为右倾反共,认为即使让中共取得外岛,亦有鼓励共产进取台澎之虑。不过,美国共和政权再右倾,仍以其本国的利益为重,对付共产的基本策略是“防堵”(containment),而非“解放”(liberation),绝不肯牺牲美国人的性命帮助蒋介石反攻大陆,只愿意守住台澎。此乃美蒋之间反共共识中的主要不一致处。美国政府很怕蒋利用高涨的右派反共势力,被蒋牵着鼻子走。如诺兰参议员(WilliamKnowland)即曾激动地要求其本国政府封锁中国沿海。果如此,岂不正中蒋之下怀?因而艾森豪威尔派杜勒斯于一九五四年十二月与蒋签订了《共同防御条约》,一方面以军事保卫台湾,另一方面防止蒋反攻大陆,所谓“拴住蒋”(leashonChiang),也就是不要被蒋拖下水。蒋接受美国的保护,只好勉强接受“反攻无望”蒋虽然嘴巴上仍说“大陆是中华民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收复大陆是我们神圣使命与天职”但是没有美国人手,连边都摸不着。

  蒋介石当然不会就此死心,美国的反共热情仍高,冷战愈演愈为严峻。天下一旦有变,他仍有反攻大陆的希望,更何况当时美国军方大都好战,如前第八军军长弗利特(JamesVanFleet)在《生活》(Life)杂志上,公然主张美军占领金门、马祖,并以原子武器回击。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当被问到会不会在亚洲冲突时使用原子武器,回答说可能会以原子武器攻击军事设施(参阅Dulles,AmericanPolicyTowardmunistChina,P.157—158),此为艾森豪威尔在朝鲜战争结束前做核子威胁后的再度威胁。如果真的使用原子武器,第三次世界大战不又有了可能吗?蒋介石怎么会不感到鼓舞呢?他的希望又炽燃了。

  他的策略则是积极向金、马等外岛增兵,以便使美国将保护台澎与保护外岛连成一体,并在中共的脚底下放火,以便卷入美军。一旦演成大战,乘胜反攻大陆,老美即使要身,亦将身不由己。艾森豪威尔当然看到这一着,要蒋减少金马的军队,蒋拒绝考虑,老美终于知道“他们后面跟着一只熊”(TheAmericanknewtheyhadabearbythetail)。(引自前书,页一六O)至一九五八年,由于国际局势动以及大陆内部出现一些困难,蒋更不顾美国人的劝告,将金马的驻军增到十万人之多,并以外岛为基地向内陆做零星的攻击,又高唱反攻大陆的口号,艾森豪威尔虽担心蒋的企图,然而中共于八月二十三发动规模宏大的炮战还击,迫使美国总统派第七舰队助蒋突破封锁。北京与华府之间的军事冲突立即升高,《纽约时报》登出“假如共军侵入金门,美国决定动武”的醒目标题。美国一动武,不就是蒋介石梦寐以求的吗?不就可能跟老美一起乘胜反攻大陆了吗?

  但是老美毕竟不是傻瓜,舆论出现不同的批评意见,连最反共的国务卿杜勒斯于九月三十的记者招待会上也改变了态度,希望金门停战与裁兵。蒋介石断然拒绝裁减外岛的军队,以表示不悦。他最不悦的是,套牢老美以便反攻大陆的希望又将落空。杜勒斯更明言不会支持或容忍蒋进攻中国大陆。至此中共方面已知道,攻下金门若不能解放台湾,反而有助于台湾的独立,亦就借故打打停停,悄然结束了轰动一时的八二三金门炮战。

  此后蒋介石再也没有机会在外岛制造事端,牵入美军,帮助他反攻大陆。一九六O年上任的美国新总统民主的肯尼迪(JohnF.Kennedy)于当选之前就已表明态度,只保台湾,不保外岛,金门对美国而言,全无战略价值,对蒋亦不如共和政府之友善。一九六四年中共成功地爆发了原子弹,美国的介入更不可能了,连核子威胁也不便再出口了。蒋介石的希望也渐暗渐淡,连“文革”大,亦不敢独自出兵,心有余而力不足。没有老美的支援固然不可能反攻,没有老美的允许,也不可能反攻。而老美此时正在越南泥足愈陷愈深,更不愿在台湾海峡别生事端。蒋当然也想介入越战,曾命已当了国防部长的蒋经国于访美时提出,明知美国不可能接受的“好意”仍要提出,可见想介入国际反共战争之迫切。

  蒋介石没有想到的是,最后“出卖”他的竟是共和的反共健将尼克松(RichardM.Nixon)。尼克松虽是反共健将,也是现实主义的政客。形势比人强,在中苏恶,越战胶着的情势下,军师基辛格(HenryKissinger)打通前往北京之路,美国总统遂于一九七二年在人民大会堂与周恩来杯酒,在中南海与泽东书房密谈,斯人独憔悴的是在台湾的蒋介石。初见尼克松时还打趣说“我们共同的老朋友蒋介石不会赞成此会”接着说“他叫我们共匪。”尼克松的兴趣很高,问:“你怎么称呼蒋介石?”笑而未答,周恩来嘴说:“我们一般说他们是蒋介石集团,在报纸上有时也称他为匪,总之我们相骂。”最后说:“事实上,我们和他的友好关系比你与他的要长。”(见Nixon,TheRealWar,P。144)

  就在尼克松北京前三个多月,联合国终于票决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取代“中华民国”为惟一合法的中国政府,代表中国。这样一来,不再是大陆乃中华民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是台湾乃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了。中华民国的招牌终被国际断定为赝品而被取下。蒋介石的大陆梦完全碎了,要大家“处变不惊”了。他骂“联合国已向暴力屈服,已成众恶之源”(见云《卡特你错了》,页一九七),未免过于阿Q。他应该想想“罪恶”的联合国让他以台湾一隅代表全中国达二十余年之久。如此白吃的筵席,迟早会散席的吧。

  于此大势已去之际,蒋介石已入风烛残年。他一身系台湾的安危,台湾朝野自然会关心他的身体情况,但是在集权的强人体制之下,人民并无“知的权利”直到多年之后蒋氏父子身边的副官翁元口述往事,才知道一九六九年七月间“老先生夫妇”前往明山避暑时,曾经遭遇到严重车祸,此后身体出现了“恶化的警讯”一九七一年十一月,又因副官钱如标润滑老蒋的门时,不慎使门受伤,血如注,在“老先生只说了一句:把他给我关起来”之后,钱副官就这样被关了五年。(参阅翁元口述,王丰记录《我在蒋介石父子身边的日子》,页一二八、一三二、一三四)一叶知秋,仍然是侍君如侍虎的时代,蒋介石的心态到晚年依然是君主式的,副官们的命运也无异于旧时代宫里的太监。

  根据翁元的口述,蒋介石又开始便血,且有血管硬化与肺部缺氧的迹象,不久又双手发抖、两腿无力。所以当一九七二年五月,蒋介石就任他的第五任“总统”时,身体已见不得人,只好尽力掩饰。就职不到一个月,心脏已经扩大,医官认为必须隔绝静养半年,也就是说根本不能继续“总统”的职务,然而竟被宋美龄否决,还数落了医官一顿。事实上,蒋介石绝不能真正视事,病情每况愈下,心脏病有一触即发之势,特派人到美国去请国际心脏病权威余南庚来台。余大夫尚未抵达,蒋突于七月二十二下午昏,大小便失。余南庚抵台后,全心诊治,并于八月五将蒋送到荣民总医院“总统”病房居住。以余南庚为首,一共十一位医生组成治疗小组。就在这样不计工本、全体动员的医护下,蒋介石又延续了三年的生命,于一九七五年四月五晚上过世。(参阅翁元前引书,页一三五至一八八)

  我们从贴身副官得知,蒋介石根本无法执行第五任“总统”的职务,为了蒙蔽天下人耳目,连代行职务的人都没有。也许因为儿子经国已是行政院长,大权已由儿揽,然而如此私拥名器,多少反映了蒋介石及其政权的本质。

  国民的媒体称蒋介石之死是“崩殂”这种封建字眼的出笼,显然在以帝王相应他们的主子,国民自称革了九十多年的命,推翻帝制,建立民国,革到头来,一代民国竟落到蒋氏两代的家天下里,父死子继,一崩再崩,真是民国的大讽刺了。比较起来,袁世凯的“新华梦”实在不如蒋介石的“金陵梦”袁世凯不甘形为“总统”而要形为皇帝,结果两样皆无;蒋介石甘于形为“总统”而实为皇帝,结果两样皆有,形式上,他把“总统位”传给了蒋经国;实际上,他传的无异是“帝位”——民国的“总统”竟沦为世袭“中华民国”之去“中华帝国”也,又几希。

  翁元副官在忆述中透,蒋介石在昏时仍口中不断念念有词:“反攻大陆…解救同胞…反攻大陆…”(见翁元前引书,页一五O至一五一)这更证明他念兹在兹要“反攻大陆”但朝鲜战争与越南战争的机会连边都沾不到,失望之余,在垂死之际,仍做哀鸣。这又是一种“亡国”的哀鸣。事实上“中华民国”之亡,不亡于一九四九,早亡于蒋介石篡夺成蒋家王朝之时。所以一九四九所亡的,无异是蒋家王朝。蒋家王朝定都南京,兵临城下前夜,蒋介石文学侍从之臣陈布雷,在黯然环顾南京灵谷寺、鸣寺后,服毒自杀,这一“先你而死”最有深意。八十六岁的梁武帝,即殉国于此。梁武帝殉国于南京后,前殉后继,又来了殉国者,就是陈后主。通常大家都说陈后主是中国有名的昏君,但细查他的身世,却也昏中不乏令人欣赏之处。他在位六年(五八三至五八九),深知司法黑暗,除大赦外,还要用亲自大审的办法,以为救济。同时还主张言论自由,宣布“一介有能,片言可用,朕亲加听览”除了这些“德政”外,陈后主最有气派的,是他居然把失掉故土的人质(今犹老兵也)“遣送回大陆”他下诏表示:我既没有能力光复河山,但我不为难你们,你们要回去,要跟骨团圆,我送你们回去,送你们到对岸敌人那里去,并且保证送到家,绝不“陈文成”至于想留下来的“亦随其意”这种气派,陈后主干了四年皇上就开放了,但他的浙江老乡干了四十年才开放,可见陈后主做昏君,其实也有令人欣赏的一面。最后,在亡国之,这位浙江人守不住南京,却也临危不逃,还在原地亡国。陈后主以外,再看明思宗。明思宗是十七世纪的明朝亡国之君崇祯。崇祯为人猜忌有余,能力不足,治起国来,整天走马换将,文武大吏个个是“门神”为什么是“门神”呢?这是有典故的。崇祯要王洽做兵部尚书,王洽长得相貌堂堂,崇祯私语说:“好似门神。”门神都是一年一换的,表示你小子做不久。其实一年一换还是好的呢。崇祯做了十七年的皇上,可是宰相换了五十个。(宋朝开国起一百三十年间,宰相也不过五十一个。)他这个皇帝实在不会用人。虽然如此,他还在亡国前夜写条子,表示“文臣个个可杀”他恨他的手下,他说他非亡国之君,但是手下是亡国之臣。但是亡国之臣是谁任命的?舍亡国之君外,谁又有权干此好事哉?最后,在李自成进北京的日子,万岁走上万岁山(煤山,现在的北京景山),上吊死了。三十四岁的年纪,就这样自杀了。他死后,在衣襟上留字还埋怨“诸臣误朕”、埋怨他的手下害了他,真可说是至死不悟的浑人。但是,浑人虽然浑,却不失他颇知廉的信仰:第一、他“因失江山,无面目见祖宗于天上,不敢终于正寝”他要“自去冠冕,以发覆面”上吊殉国;第二、在大臣劝他向南方逃走的时候,他拒绝了,他说:“国君死社稷,朕将安往?”他虽然有“台湾”可是他没脸去逃了。他终于为亡国之君的最后殉国,做了一次好榜样。这个浑人皇帝虽然误国失国,但他的从容一死,却多少引起人们的同情与怀念——比起只会亡国不会殉国的蒋门神来,他真有帝王气象了。

  蒋介石死后,国民媒体说棺材里放了四本书,过了几天,四本书又变成五本书。这四本或五本之间,颇有奇趣,先看蒋孝子的记录。蒋经国在《守父灵一月记》四月九条下记录:

  东方发白之时,余在荣民总医院照乡俗为父亲穿衣服,并着长袍马褂、佩勋章。十时许,母亲将父亲喜读之三民主义、圣经、荒漠甘泉和唐诗四本书,亲自置于灵榇之中,另有呢帽一顶、手杖一

  又在《难忘的一年》(七十岁生日有感)四月九条下记录:

  到荣民总医院为父亲着衣,此乃最后一次为儿能为父亲所做身边之事。照乡例穿七条子、七件内衣,包括长袍马褂。遗体贴身包扎丝绵,穿黑袜、穿皮鞋、佩勋章,并以平时父亲喜读之书:三民主义、圣经、荒漠甘泉和唐诗四部书,置于灵榇之中。另有毡帽、小帽各一顶,手套一副,手帕一方,手杖一支。此皆父亲平日常用之物也。

  在这先后两段同一个蒋孝子的记录中,书是四本没错,但在《守父灵一月记》中,朝棺材里放书的是蒋宋美龄;而在后来写《难忘的一年》(七十岁生日有感)中,朝棺材里放书的,蒋宋美龄却出局了,变成了蒋孝子自己了。

  再看《总统蒋公哀思录》第一编《治丧报告》四月九条下记录:

  总统蒋公灵柩定今正午移国父纪念馆,晨六时在荣民总医院灵堂举行小殓,蒋院长遵古礼为总统蒋公衣蓝色长袍及黑色马褂,前佩“采玉”大勋章,左右则为“国光”及“青天白”勋章,夫人亲将总统蒋公平日常读之圣经、四书、唐诗、三民主义及荒漠甘泉,以及常用之礼帽、手杖置于棺内,家人并在灵前行跪拜哭祭。

  在这里,《治丧报告》把装棺材的功劳给“刀切豆腐——两面光”了。——给蒋介石穿寿衣的功劳,归之于儿子;给蒋介石送读物的功劳,归之于太太。《治丧报告》是由中央大员们的集体创作,按说应比“五内摧裂”神志不清的蒋孝子的记录可信度高,但毛病就出在画蛇添足,书给硬加了一本——多了一部《四书》,变成五本了,这显然是与事实不符的。这一不符,在《治丧报告》四月十六条下,自己就穿了帮:

  八时,行大殓礼,由严总统主祭,治丧大员陪祭,与祭者均就原位肃立,奏哀乐、默哀(全国同胞就地肃立默哀一分钟)、献花及恭读祭文后,夫人、长公子经国、次公子纬国及两孙公子孝武、孝勇于痛哭中将棺盖盖妥(盖棺时,又增置四书一部于棺内)。张群、何应钦、谷正纲、黄少谷、黄杰、谢东闵、陈立夫及薛岳等八覆旗大员恭将旗覆盖于棺上,再由严总统、倪文亚、田炯锦、杨亮功、余俊贤、徐庆钟、王云五及于斌等八覆旗大员恭将国旗覆盖于旗之上,全体公祭人员行三鞠躬礼,奏秦哀乐,大殓礼成。

  既然说“盖棺时,又增置四书一部于棺内”则对照起四月九已放棺中的《四书》来,就显然矛盾了。——一口棺材总不可能放两部《四书》吧?这幕在七天以后又加放一部《四书》的杰作,《中央报》出版《领袖精神万古常新》(总统蒋公哀思实录)中《蒋公崩逝丧厝纪实》四月十六条下,有这样一段:“清晨,蒋公的两位公子,蒋经国院长和蒋纬国将军率同家属蒋公的爱孙孝武、孝勇将一部蒋公平素最喜欢读的《四书》,安放在蒋公身旁。”对照起《治丧报告》来,又穿了帮。《治丧报告》是说“盖棺时,又增置《四书》一部于棺内”是太太带头;但《蒋公崩逝丧厝纪实》却说是早在“清晨”儿子孙子即将《四书》放进棺中,到了“上午八时正”儿子才扶持太太出现。——蒋宋美龄又给出局了。这些小动作与不一致,无他,因为蒋介石死后,生平“喜读”的书中,竟不见代表中国文化正统的《四书》,未免太笑话了,乃临时把《四书》改列为蒋介石生前“喜欢读的”书,赶忙朝棺材里(蒋经国在《守父灵一月记》和《难忘的一年》中,都没提加放《四书》的事。所以到底了没有,也是疑案一桩),因为得仓皇,结果反而闹了笑话。

  服侍蒋介石的贴身副官翁元证实:“老先生归西时,没有代任何的遗言。”(《我在蒋介石父子身边的日子》,页一八八)但是国民却发表所谓《总统蒋公遗嘱》,其中名言是“中正之精神,自必与我同志同胞,长相左右”此遗嘱见证人有“五院”“院长”但照“司法院长”田炯锦回忆:

  到了六凌晨一时许,狂风骤雨大作,雷电鸣,他突然接到了来自官邸的电话,请他赶快到官邸去,当他到达时,立刻被请上二楼,瞻仰故总统遗容。总统蒋公睡在上,盖着一被单,很安详的长眠。蒋院长悲恸莫名,当他和立法院长倪文亚、考试院长杨亮功、监察院长余俊贤等人向总统蒋公遗体行礼敬悼时,蒋院长曾跪下回礼,他们再三拦阻,蒋院长仍坚持不已。蒋夫人则坐在后的一张椅子上,神态哀戚,但镇定逾恒,并安慰蒋院长不要太悲痛激动。当大家行礼敬悼时,蒋夫人曾和大家点头致意。(《总统蒋公哀思录》)

  足见到达时蒋介石已死。人已死才在遗嘱上签名,来证明遗嘱真实,其谁能信?何况遗嘱字迹又非死者亲笔(是秦孝仪的代笔)如此见证,岂不更加荒唐?按《民法》第一千一百九十四条明定:“代笔遗嘱,由遗嘱人指定三人以上之见证人,由遗嘱人口述遗嘱意旨,使见证人中之一人笔记、宣读、讲解,经遗嘱人认可后,记明年月及代笔人之姓名,由见证人全体及遗嘱人同行签名,遗嘱人不能签名者,应按指印代之。”蒋介石的遗嘱上列期是三月二十九,是死前七天的事,当时为什么不“指定三人以上之见证人”“同行签名”?为什么要等到死后才冒出见证人来补签?其又违法又不通也,一看即明。而对此依法无效之遗嘱,国民犹命天下“从蒋而颂之”其实,比照起“总裁精神”来,说“长相左右”恐怕还意犹未尽呢。据蒋介石大将贺衷寒《遵训践誓为总统寿》(《蒋总统与中华民族同寿》,中央文物供应社发行)文中所说:“总统的内心,无时无地不有总理之灵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的感觉。昔人谓:‘虞舜慕唐尧,见尧于羹,见尧于墙。’‘颜回希孔圣,孔趋亦趋,孔步亦步。’总统之于总理其景象可谓亦复相若。”可见说“长相左右”还不够呢。应该说“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才更加周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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