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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喜小说网 > 综合其它 > 蒋介石评传  作者:李敖 书号:43598  时间:2017/11/7  字数:74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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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我打败,你悔祸

  蒋介石于一九四八年四月十九当选上所谓行宪后第一任总统后,原想激励士气,希望与中共的战争,能够转败为胜,至少稳住脚跟,结果仍然每况愈下,先是这年一月,国民声言一年内可以消灭共军的有形力量,可是二月就丢了辽、鞍山;三月就丢了四平街、永吉;四月就丢了洛;五月就丢了老河口;六月就丢了开封;七月就丢了兖州、襄;九月就丢了济南;十月就丢了锦州、长、郑州、包头;十一月就丢了沈、营口、保定、徐州;十二月就丢了淮、淮安、张家口;到了一九四九年一月,所谓“徐蚌会战”结束,蒋介石又损失大军四十万,同时丢了天津。前后一年下来,国民不但—年内没消灭共军,并且反要被共军消灭的情况就在眼前。这年一月一,蒋介石不得已,发表元旦文告。这一文告措辞,极可看到蒋介石及其国民的意识形态。这一文告,照董显光《蒋总统传》所说“具有两个重要目标,一方面对‘共’举示政府对和谈之最低条件;他方面则预示大纲俾于蒋总统退职后,副总统得据以与‘共’进行和谈,而不致有损其为民主政府领袖与中华民国忠贞公民之责任”(页五一O至五一一)其实,文告值得注意的,倒不在什么“举示政府对和谈之最低条件”和什么“预示大纲”而在蒋介石个人的一种心态的显示。这种心态,最显著的有两点:第一、它显示给我们:“去年一年之中,自济南失守以后,锦州、长、沈相继沦陷”“剿匪”一直失利。“因为剿匪军事加重了人民负担,加深了人民的痛苦”人民希望和平。但是能和不能和,关键“乃在于共一转念之间”“要先问明共对和平的意向究竟如何?”只要共“有和平的诚意”“政府必开诚相见”第二、“如果共始终坚持武装叛到底,并无和平诚意”则只有诉诸“决战”“自不能不与共周旋到底。尤其是京沪战区,为政治中枢所在,更不能不全力保卫,实行决战”蒋介石宣告“深信政府不仅在此有决胜的把握,而且整个国家转危为安,和全体人民转祸为福的枢机亦在于此”(《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三十二卷,页二O五至二O八)这意思就是说,政府是不怕打的,要打也会打赢的。

  在蒋介石还没发表这一文告前一星期(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二十四),他接到在汉口的华中“剿匪”总司令白崇禧的一通密电,指出不能再打下去了,并提出三点意见:

  一、相机将真正谋和诚意转知美国,请美英苏三国出而调处,共同斡旋和平。

  二、由民意机关向双方呼吁和平,恢复和平谈判。

  三、双方军队应在原地停止军事行动,听候和平谈判解决。(《白崇禧先生访问记录》页八七五至八七六)

  密电发出后,一直没有回音,白崇禧遂再发一密电(十二月三十),承认和战两难的窘况,不过仍敦促以外力来支援和平。他呼吁“趁早英断”“无论和战,必须迅谋决定,整个团结,方有生机,万不可被敌分化,以蹈各个击破之惨境…”(同书,页八七六)

  在接到白崇禧两通密电后,蒋介石的一九四九年元旦文告宣布了。最有趣的,他把白崇禧两通密电中要求政府的“谋和诚意”转而向共产要求起来。元旦文告发表后第二天(一月二),他发了回电给白崇禧,说是“吾人既已倾吐诚,重启和平之门,假令共确能幡然悔祸…”云云,他打了败仗,竟要别人“悔祸”以后才能“和”似的,岂不滑稽?选无独有偶,一九四九年,在一月二同一天,蒋介石有回电给河南省主席张轸,也谈到“共匪”“悔祸”的事。

  蒋介石在元旦文告叫陶希圣起草的时候,其实他已经预作下野之举了。所以在元旦文告发表后三星期(一月二十一),蒋介石终于下台了。但是他下台得很不老实,还要玩权术,李宗仁正好首当其冲,最出人意表,连李宗仁本人都没有想到的是,蒋于下野前夕,怕李武装宫,命令国防部保密局云南站站长沈醉主持暗杀副总统的计划,当李宗仁离开南京时,无论水、陆、空路,均予格杀。(详阅沈醉《军统内幕》上册,页二四一至二四五)一九六五年,李宗仁自美国回归祖国,始悉沈醉披的内情,才恍然大悟,想到蒋氏夫妇曾热情地要把“美龄号”座机送给李氏夫妇乘用,原来送飞机是要老命,幸亏没有乘坐。(见同书,页二四五至二四六)李宗仁也幸亏没有于蒋下野前离开南京,否则老命也不保了。

  话说国民最乐道的是蒋介石是中华民国行宪后第一任总统,最不津津乐道的是李宗仁是中华民华行宪后第一任副总统。李宗仁在国民派系中,属于广西帮,就是所谓“桂系”桂系人马,既不黄埔,也不浙江,为蒋介石所难容,总想去之而后快。但“桂系”在北伐和抗战中都立有大功,去之却也不易,不但不易,反倒愈去之愈引起反感。行宪后第一任总统副总统选举,总统宝座固天下莫能与之争,为蒋介石所得,但副总统宝座却被李宗仁所得。李宗仁虽当上副总统,但不为蒋介石所喜,备受冷落,长无事,只好游山玩水,但当李宗仁长兄在桂林病殁,蒋怕李回到广西老巢,竟不准请假赴桂吊丧。(见《李宗仁回忆录》,页八七四)

  然而到一九四八年年底,徐蚌会战已近尾声,国民大军大败亏输,南京政府朝野震动,蒋想把内战国际化,提请美、苏、英、法四国干预,但十天之后,被四国拒绝。(见ShawYuming,AnAmericanssionaryinChina,P.243)蒋亦曾于八月上旬的一个周末,约司徒雷登在牯岭长谈,强调组织国际反共联盟的必要,但反应不佳。蒋又想把国共内战提到联合国,作为威胁世界和平案,发了后来的“控苏案”之先声。但这些“远水”救不了“近火”此时民间和谈之声又起,蒋介石感到为难时,才去找李宗仁商谈。他自己不好意思吃回头草,再同中共讲和,只有找副总统出来背黑锅或做“替死鬼”当事态渐严重,蒋于一九四九年一月四破例登门拜访李宗仁求教,并表示愿意引退,请李顶起残局。李未即答应。

  最后蒋介石祭出宪法程序要李宗仁干,并向李保证五年之内不干预政治。就这样,到了一月二十一,蒋就下野了。蒋并替李宗仁拟好文稿,要李签字后散会。蒋本人的文稿于发表前由张群李宗仁阅读,全文如下:

  中正自元旦发表文告倡导和平以来,全国同声响应,一致拥护。乃时逾兼旬,战事仍然未止,和平之目的不能达到。人民之涂炭,曷其有极。为冀感格共,解救人民倒悬于万一,爰特依据中华民国宪法第四十九条“总统因故不能视事时,由副总统代行其职权”之规定,本月二十一起,由李副总统代行总统职权。务望全国军民暨各级政府,共矢诚,同心一德,翊赞李代总统,一致协力,促成永久和平。中正毕生从事国民革命,服膺三民主义,自十五年自广州北伐,以至完成统一,无时不以保卫民族、实现民主、匡济民生为职志,同时即认定必须确保和平,尔后一切政治、经济之改进,始有巩固之基础。故先后二十余年,只有对之战坚持到底,此外对内虽有时不得已而用兵,均不惜个人牺牲一切,忍让为国,往事斑斑,世所共见。假定共果能由此觉悟,罢战言和,拯救人民于水火,保持国家之元气,使领土主权克臻完整,历史文化与社会秩序不受摧残,人民生活与自由权利确有保障,在此原则之下,以致和平之功,此固中正声馨祝祷以求者也。(《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三十二卷,页二O九至二一O)

  这篇书告中最可注意的是,他用了“假令共果能由此觉悟”的字眼,这是他在二十一天前元旦文告中所没有的。蒋介石在元旦文告中,只暗示了共产没有“和平的诚意”但还没有明指共产罪该“觉悟”这一字眼,显然跟他回白崇禧电文中“假令共确能幡然悔祸”如出一辙,由此可见蒋介石的心态。所谓“悔祸”是比悔过更严重的字眼,悔过不过是表示后悔自己犯了过失“悔祸”却表示自己造成了祸。《左传》(隐公十一年)说:“若寡人得没于地,天其以礼悔祸于许,毋宁兹许公,复奉其社稷。”柳宗元《柳先生集》(逐毕方文)说:“祝融悔祸兮,回禄屏气。”这些都显示了“悔祸”的真义。蒋介石用到这种字眼,显然自己仍以胜利者自居、仍以优势者自居、仍以高高在上者自居。因为在常识上,只有居于这种地位的人,才会要求别人“悔祸”也?选

  对蒋介石这一心态,当时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JohnLeightonStuart),后来在回忆录《在中国五十年》(FiftyYearsinChina)第十章《没有实现的梦》(TheDreamThatDidNoteTrue)里,曾加旁观者清的论列。司徒雷登说蒋介石的“引退谋和书告”“大礼而论,这是一篇严肃而庄重声明,但也具有致命的缺点,那就是他以一个权力强大的统治者的仁慈立场来对付兴兵作的叛徒,同时也漠视政府本身所处的绝望境况。”(Onthewhole?熏itwasadignifiedandnoblestatement.Butithadthefatalflawofassumingthegraciousattitudeofapowerfulrulerindealingwithtroublesomerebelsandofignoringthedesperateplightofhisgovernment.)这种评论,真可说一针见血。——在敌人强大到兵临城下的时刻,兵败山倒的统治者,居然还能好整以暇,悠然以胜利者、优势者、高高在上者的口吻书告天下,这种对比、这种奇异、这种气派,真可说是古今所无了!

  司徒雷登没有指出的是,他摆出这种奇异气派之后,立即要李宗仁去承担后果。然而要别人承担责任,又不肯把总统职位让给别人,书告中既未提辞职也不提引退,更不是副总统继任总统职位,而是“代行职权”既是“代行”即可随时中止“代行”为复行视事留下伏笔。所以李宗仁要求修改为:“由李副总统继任执行总统职权”并强调蒋介石的总统退职文告,如不加以修正,不可发表。蒋在电话中口答应修改,但第二天见报时,却仍是未改的旧稿。同时刊出李签字而未细读的代拟文告如下:

  总统蒋公轸念国家之艰危,顾恤人民之痛苦,促成和平之早实现,决然引退。宗仁依据中华民国宪法第四十九条之规定,代行总统职权,自揣庸愚,膺兹重任,曷胜惶恐。惟是宗仁追随总统革命二十余年,深知其处事持躬悉以国家人民为重,而对于个人之进退出处,严谨光明,心志既决不可移易。宗仁仰承督责,不容辞谢,惟有勖勉将事,效忠国家,冀使中枢之政务不坠,而总统救国救民之志业有成。所望我全体军民抒诚合作,文武官吏各安职守,诚团结,一德同心,本和平建国之方针,为民主自由而努力,国家民族实利赖之。(《李宗仁回忆录》下册,页九O二至九O三)

  替人代拟的文告仍不忘一再歌颂自己,煞是有趣,代拟的目的显然要借李宗仁自己的嘴巴说出,仅仅是“代行总统职权”想玩李氏于股掌之间。更使李气愤的是,蒋介石给他安排的秘书长吴忠信以总统名义将此二项文告通令全国,盖上总统大印,而李事前一无所知。李宗仁把吴忠信找来,说:“礼卿兄,这份通令发出去,我为什么事先毫无所闻?”吴忠信说:“这是蒋先生的意思,要我发出后再通知你。”李总统说:“蒋先生已经下野了,他还要指挥你发通令不让我知道?”吴忠信说:“你是知道蒋先生的,蒋先生要我这样办,我又怎能不办?”李以不就职来抗议,吴竟以“特务横行”来威胁。在代发文告、代发通令以后,李总统又控制不了行政院,行政院长孙科居然在蒋介石的指挥下,把行政院搬了家,从南京搬到广州去。结果消息传出去之后“群情昂,议论纷纷”白崇禧甚至借汉高祖的话说:“要做就做真皇帝,切不要做假皇帝?选”然而正闹得不可开之时,老实忠厚的李宗仁反而了气,觉得不应该在危难之际,计较什么代不代,就这样平息了这场风波,遂于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四,由居正监誓,就任代总统。

  蒋介石下台之后,立即回到奉化溪口老家,他已六十二岁,虽不得已离开总统宝座,但仍然拥有国民总裁的名号,凭其实力以及早已安排好的人事,足可遥控一切,而令李代总统莫可奈何。

  蒋介石于下台之前的重要人事部署,包括一九四九年元旦任命陈诚为台湾省主席,兼台湾警备总司令,元月十八任命汤恩伯为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随后又任命朱绍良为福州绥靖公署主任、张群为重庆绥靖公署主任、宋子文为广东省主席、余汉谋为广州绥靖公署主任,以及蒋经国为台湾省部主任委员。这位行将解职的元首毫不客气地把剩下的国民半壁江山,结结实实地置于自己亲信的掌握之中。通过人事的布局,蒋虽是在野之身,仍然可以控制经济、调动部队、影响政治。事实上,蒋一回到溪口,溪口就成为国民的政治中枢,军政要员纷至沓来,车水马龙。家中并设有七部电台,随时发号施令,遥控一切。在南京的代总统李宗仁即使不愿当傀儡,亦只好无可奈何地被架空。我们从《李宗仁回忆录》中可知,凡江防部署、新内阁的组织、处置要员如扣押浙江省主席陈仪等,都是溪口蒋介石的决定,南京的李宗仁无法做主。

  最严重的是,蒋自称为了和谈而下野,要李宗仁出山主和,但退居溪口没有几天,就从奉化命令、政、军、特首领“必须作战到底”这不是暗中破坏和平吗?及和谈破裂,蒋命汤恩伯守上海,破坏李之江防计划,在李看来蒋之部署等于是开门揖盗。之后,蒋又暗中破坏李宗仁与白崇禧保卫大西南的计划。李、白拟“把汤恩伯的主力移至浙赣线和南浔线,与华中部队约四十万人成为犄角,以固守湘、赣,防止敌军侵入西南”(《李宗仁回忆录》,页九四二至九四三)蒋早已决定退守台湾,但如果为了“国”至少不应拆李的台,然而为了他自己的利益,全无助李防卫西南之意愿。且不说西南乃桂系的基地,若战而胜之,更张桂系声势以及代总统的威望;若战而败之,势将影响其台湾的布局。蒋氏为公抑或为私,于此可见。李宗仁说,蒋有意整他,让他早垮台,不无道理。

  李宗仁逃离南京后,不去广州,直赴桂林。至此国民政权已到生死存亡的关头,蒋仍暗中操纵如故。李在桂乃约集李品仙、甘介侯、程思远等拟定甲乙两个方案,甲案要蒋出洋,乙案要蒋出权力来。(参阅《程思远回忆录》)五月二,白崇禧、居正、阎锡山、李文范等前往桂林,请李宗仁回粤主政,当晚拟就一份《谈话记录》油印本,今藏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珍本和手稿室张发奎档。全文如下:

  一、自宗仁代行总统职权后,鉴于频年战祸,民苦已深,弭战求和,成为举国一致之渴望,而以往政府一切军事、政治、经济之失败,其因所在,即由于政治之不修明,贪污腐化,遍于全国,遂造成今民怨沸腾,士气消沉,全盘糜烂之恶果。故自主政之起,为顺从民意,针对时弊,决以谋取和平与革新政治为当前两大急务,以冀有所匡救。讵料时经三月,虽殚竭虑以赴,而事与愿违,终致毫无成效。和谈失败,固由于中共所提条件过于苛刻,然我方内部意志之不统一、步骤之不能一致,如政府谋和措施之不能执行,未能示人以诚,亦不能不承认为一重大因素。至于革新政治一端,终以形格势,因之三个月来之努力,悉已付诸虚牝,此皆由于宗仁德薄能鲜,不克建树事功,实应首先引咎自责者。

  二、现共军已渡过长江,首都沦陷,沪杭危急,局势已临万分严重之最后关头。基于以往三个月来事实证明,宗仁难继续膺此艰巨,更自信在此情形之下,绝无转危为安之能力。为今之计,与其使宗仁徒拥虚位,无俾实效,莫若即起,自请解除代总统职权,仍由总裁复位,负责处理一切,俾事权统一,命令贯彻。宗仁身为国民员,与总裁久共患难,绝不敢存临危退避之心,仍当竭尽协助之能力,并拟以副总统之资格,出国从事国民外活动,争取国际援助。此种办法,在国际上固不乏先例,而依据目前之局势,并确乎有此需要,同时宗仁既可获得为国家效力之机会,亦可与总裁之工作收分工合作之效。

  三、如总裁坚持其引退之初志,必宗仁继续负责,根据过去三个月来失败之经验,为保障今后政府之命令能彻底贯彻,达到整饬部队,革新政治之要求,完成吾人反共救国之使命,则有数事必先获得总裁之同意并实行者,兹分列于次:

  (一)宪法上规定关于军政人事及凡属于总统职权者,宗仁应有绝对自由调整之权。

  (二)所有前移存台湾之国家银行金银外汇,请总裁同意由政府命令运回。

  (三)所有移存台湾之美援军械,请总裁同意由政府命令运回,配拨各部使用。

  (四)所有军队一律听从国防部之调遣,违者由政府依法惩处。

  (五)为确立宪政精神,避免内人事纠纷,应停止训政时期以御政之制度,例如最近成立非常委员会之拟议,应请打消,所有内决定,只能作为对政府之建议。

  (六)前据居觉生先生由溪口归来报告,总裁曾表示,为个人打算,以去国愈快、离国愈远为最好,现时危事急,需要外援迫切,拟请总裁招携怀远,俾收内外合作之效。

  四、以上六项,必须能确切做到,宗仁始能领导政府,负责尽其最后之努力,否则惟有自请解除代总统职权,以免贻误国。

  李宗仁终于痛定思痛,向蒋摊牌,以此《谈话记录》为《哀的美敦书》,促蒋“去国愈快、离国愈远为最好”这份“最后通牒”派专机送呈在上海的蒋介石(见李宗仁致张发奎函,藏纽约哥大特藏室)。蒋之回答极妙,他完全不承认幕后操纵,说得冠冕堂皇,如谓:“总统职务既由李氏行使,则关于军政、人事,代总统依据宪法有自由调整之权,任何人不能违反”云云,所以前五项要求,他认为当然之事,似乎是说根本多此一问。至于最后一项要他出国,他又耍起赖来,说是:

  且在过去,彼等主和,乃指我妨害和平,要求下野。今和谈失败,又责我以牵制政府之罪,强我出国,并赋我以对外求援之责。如果将来外援不至,中又将负妨害外,牵制政府之咎。国内既不许立足,国外亦无法容身。中为民主国之自由国民,不意国尚未亡,而置身无所,至于此极?选(见张发奎档)

  他坚称不敢“任何逾越分际、干涉政治之行动”否认之余,并且说:“今国难益急,而德邻兄对中隔膜至此,诚非始料之所及,而过去之协助政府者,已被认为牵制政府,故中惟有遁世远引,对于政治一切不复闻问。”果如是乎?显非由衷之言。权力在其手中,话尽可说得漂亮,依然我行我素,李宗仁还是莫可奈何,只好抱病离国赴美就医去也。蒋介石打了败仗,要泽东“悔祸”于前,要李宗仁“背黑锅”于后,亦云奇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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