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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喜小说网 > 综合其它 > 蒋介石评传  作者:李敖 书号:43598  时间:2017/11/7  字数:10731 
上一章　　　第四节 中原大战谁之过　　　 下一章　( → )
蒋介石于一九二九年三月二十六下令讨伐国民第四集团军之后，阎锡山于二十九通电讨桂以表态，张学良复于四月二通电警告桂系以表态，冯玉祥则“不便偏袒”首鼠两端，观望不前，与蒋亦有谅解。足见蒋之“远近攻”战略之成功，使他能专心捣桂而无后顾之忧。桂系于五月间瓦解后，四分天下蒋已得其二，对并另一半的决心亦分外坚定。

　　在短短的两个多月内，庞大的第四集团军被蒋介石一口吃掉，当然震动国民内外。蒋亦当然踌躇志，气焰盛，姿态愈高，与冯玉祥的关系也就趋恶化。

　　论者常说，蒋冯恶由于一九二九年二月编遣会议，不而散，不告而别，不过，此次会议原无定案，最多冯因此会而察蒋氏心机，得知与自己金兰义结的小兄弟，怀叵测，如谓“蒋专权术，不尚诚意，既联甲以倒乙，复拉丙以图甲，似此办法，绝非国家长治久安之象”(《冯玉祥记》，第二册，页五七一)，但尚不至于因此干戈相见，或又说，冯因于伐桂后，未得武汉地盘而怀恨。的确，蒋于伐桂时曾派邵力子、贺耀祖访冯，许以两湖地盘与行政院长，换取冯之支持。(参阅薛谋成《论蒋桂战争》，《厦门大学学报》第七十期，页十八；《冯玉祥记》第二册，页六O二、六O三)冯果派韩复榘统兵十三万出武胜关南下，至广水待命。蒋之食言而肥，必然令冯不快。然而更为严重的是，蒋于胜桂之后，居然背信弃义，拒让第二集团军从帝手中接收山东。北伐完成之前，冯军曾力战于山东，视为后养兵之地，因其所辖甘肃、陕西、河南三省，连年战灾荒，早已不堪负荷。蒋以南京政府名义，发表冯部孙良诚为山东主席，亦有意以鲁省为冯之地盘。然因日本帝国出兵山东，干涉中国内战，纠纷未了，犹待南京政府涉。一九二九年三月二十八，中终于获致协议，军同意于五月间全部撤出山东，并与孙良诚联系，答允于四月十六还济南，冯亦准备自豫入鲁，接收胶济铁路。恰于此时，蒋介石因胜桂而骄，雅不把山东这块肥，奉送给冯玉祥，断然于四月十五命令孙良诚不准进据济南，并于翌经由外部通知方，将另派军队、另订期接收。中国军民一再要求日本撤军，而今忽然要求延期，大令帝不解，盖不知蒋介石私心在作祟也。蒋虽终于四月二十二让孙良诚接收济南，但明言另外派兵“助”孙防守青岛以及胶济铁路，并命陈调元、方振武率师入鲁，接收胶东，另鼓动当地残余军阀反孙，以及贿赂孙部的一个师长为内线。

　　不仅此也，冯对蒋的整体表现感到极度不，如谓“现今军阀余孽多居要职；革命巨子，反遭摒弃，如之何不令人愤懑耶”(《冯玉样记》第二册，页六一一)；“南京当局佚奢侈已极”(同书，页六一二)对蒋之猜忌尤表愤慨“吾自五原誓师以后，与顽敌搏战于大河南北，为革命势力屏障。其间调停宁汉，舌敝焦，力顾大局，请蒋复职，一、二、三、四各集团，幸得团结一致，完成北伐。今蒋以一般反革命者为忠实员，而目余为反革命，颠倒黑白，莫此为甚！”(同书，页六三三)对待各军待遇之不公，更是导火线。蒋狡辩称：“东南队伍，无饷则哗变，而西北军则素能吃苦，暂不发饷，亦无甚影响也。”(同书第二册，页六三四)蒋桂战争时，冯出兵湖北，被蒋指为争地盘，后按兵不动又被指为“贻误军机”(同上)，使冯大感动辄得咎。蒋扣押了李济深，还要求冯回南京复任军政部长，冯当然不会中计入彀。

　　冯不肯就范，知蒋必不肯罢休，乃做战略的撤退，向豫西移动，以缩短战线，并及时炸毁陇海、京汉路之桥梁和隧道，以阻蒋运兵。冯系在京人员，如代理军政部长鹿钟麟、外部董副部长亦相继离。冯自称“护救国军西北路总司令”以潼关为防线。蒋介石至此亦撕破脸皮，于五月二十三以国民中央政治会议主席名义，经中常会通过，革除冯玉祥一切职务，永远开除籍。不久之前，犹是金兰义结“生死不渝、如胞兄”的焕章大哥，而今在蒋介石控制下的宣传机器，把他形容为“阴险成”、“反复无常”、“勾结苏俄”、“背叛国”之徒！冯亦不甘示弱，双方展开电报骂战。

　　但是三军未发，蒋已制冯，用的还是分化与收买的手段。一九二九年三月，蒋利用李明瑞倒戈轻取武汉后，即电邀奉冯命率师南下的韩复榘相见，蒋宋夫妇盛情款待，把韩土蛋搞得七荤八素，再由蒋伯诚送致巨款，并以河南省主席一职为饵。同时又派人与石友三搭上线，答允每月给以“协饷”韩、石遂被收买。李明瑞尚是桂系中的三角色，而韩、石却是冯的第一战将。蒋曾于一九二八年复出后北上晤冯，得见冯部精彩的表演，训练良、士气高昂，印象深刻，知不可力敌。韩、石之可以被收买，蒋显然做过情报分析，悉冯氏麾下二大将之弱点。黄埔校友容斋于《蒋介石翻云覆雨的本领》一文中，有所透：

　　韩、石都是跟着冯一步步从士兵升到军师长地位的，那时韩已当上河南省政府主席，石也当了师长兼总指挥。冯平时对待部下，是很严的，中下级军官犯了纪律都要打军。像韩、石这样的“方面大员”见了冯都不敢坐着讲话。韩当上河南省主席后，曾在洛娶了一个女伶为妾，被冯听到了，把他骂得狗血头。石友三当上军师长后，成天瞒着冯打牌吃花酒。总之，那时冯的高级将领中，很有一部分人像被管束惯了的顽皮孩子一样，一旦羽丰了，从西北的苦环境走进中原和平津等大中城市，接触到花花世界，看到蒋的军政人员的腐化生活后，都不免垂涎三尺，有的就偷偷地“学习”起来，像石友三那样的人，一经接触这种腐化生活，就不知伊于胡底，小老婆搞了几个，大烟也上了。他们见到冯这个严父式的老上司，真如芒刺在背，时刻想从他的手掌里跳出去。

　　这种说法，可从冯玉样本人得到印证，他说：“韩复榘叛变，蓄心已久，盖吾对韩，因相从二十余年之久，遇事向不客气，且止一切烟酒嫖赌嗜好，而蒋在汉口见韩时，则张口向方，闭口向方，且用种种手段以牢笼之，宜其视蒋待彼为亲，而余为疏也。”冯对韩、石之叛既感到十分伤心，甚至想下野出洋，又感到异常懊恨，如谓：“韩、石之事，余事前竟不闻知，故未得设法劝阻防备，昏聩糊涂，一至于此！”(《冯玉祥记》第二册，页六三九至六四一)

　　韩、石既被收买，蒋、冯一旦决裂，韩即率冯精锐之师十万，于五月二十二由陕县东开，通电拥蒋，就任蒋所授之西北军总指挥，石亦同是率部三万由南下开往豫省东南，就任蒋委任的第十三军军长。蒋立致现款五百万犒赏，并于五月二十五下令讨冯。冯玉祥正在华筹划与蒋一决雌雄，信心十足，然而突闻此变，知已全盘皆输，只好于五月二十七宣布“入山读书”形同下野，至少使蒋无进攻的借口，以保住实力，再谋后图。美国学者奚瑞丹(James·Sheridan)为了写英文本《冯玉祥传》，曾访不少冯氏旧部，他们异口同声表示，若非韩、石倒戈“天下一定成了我们的。”(Sheridan，ChineseWarlord：TheCareerofFengYu-hsiang，P。261)若以军队的素质与训练而言，如果打硬仗，蒋军的确不是冯军的敌手。

　　冯玉祥能施出“入山读书”一招，知其并非一介莽夫，至少深明缓兵之计。冯佯装读书，暗通阎锡山，而阎亦正受蒋之迫，乃企划联合阵线倒蒋，并于六月二十一自华启程赴太原，四天之后到达。阎待冯极为礼遇，而别有怀抱。以阎之持重老练，固不会轻易联冯抗蒋，然亦雅不奉蒋命而驱冯，于是依违两端，举足轻重，反蒋与拥蒋人士遂络绎于山西道上，而阎老西两面接待，左右逢源，并借媒体透即将与冯联袂出洋考察，状至悠闲。老蒋不知老阎葫芦里卖的什么膏药，至少没有站到自己一边来，乃采取更加积极行动，除了派张群、吴铁城等携巨款赴晋活动外，更亲自前往北平，邀阎面谈。阎乃于六月三十随同蒋所派遣的孔祥熙、吴稚晖等人来到北平。蒋竟愿以“全国陆海空军副总司令”相授，以示笼络。但阎亦不一面倒，一方面应付蒋，另一方面仍想保住冯，互为制衡的筹码。此种均势，自于阎最为有利。冯亦因而被阎留置于建安，形同软。

　　蒋介石以为形势大好，遂于八月间在南京召开第二次全国编遣会议，一切议案由蒋独裁，毋须讨论，举手通过，故又称之为“编遣实施会议”蒋固然是得遂夙愿，然亦不免亮出底牌。他的目标果然就是强干弱枝，尽量压缩地方武力，反而扩充自己的中央武力。“当高唱编遣之时，蚌埠上下竟布招兵旗帜，并先将教导团改为教导师，此种办法是唯恐自己势力不大、唯恐别人不能消灭，完全不顾念人民的负担，也不计及部队素质的良否”(《冯玉祥记》第三册，页四十七)，自然引起大小军头的疑惧和不安。依冯玉祥看来“日本小国、苏俄大国，都有军区制。我国现集权一身，连军长都裁去，此全是自毁办法”(同书，页三十七、四十)，认定就是照抄宋太祖杯酒释兵权的办法，倒蒋之志益坚。

　　第二次编遣会议于八月六结束，阎锡山请辞山西省主席，作为试探，蒋竟于四后照准免去本兼各职。阎虽因而也想倒蒋，但仍不愿公开，只愿暗中搞。蒋亦积极备战，向德国购买了六个师的军械，集兵力于蚌埠一带，并在安徽、山东两省大肆招兵。战事似不可免，阎、冯遂商定先由西北军将领通电，最后由阎、冯联电致蒋，请将国事于国人，如果不能和平解决，再行用兵。西北军将领宋哲元等果于十月十发出讨蒋蒸电，述蒋六大罪状，认为“蒋氏不去，中国必亡”(见《国闻周报》第六卷第四十一期)，即于西安誓师。可是发动之后，阎锡山并无意与蒋决裂，甚至还互通消息，以至于违约，不肯如约通电表态，使战局无从展开。冯玉祥有被出卖的感觉，愤而绝食。(参阅《冯玉样记》第三册，页五十六、六十二、六十四、六十六至六十九)

　　冯、阎联手，结果变成冯军单干。蒋介石即于十月二十八发表了四言一句的“讨冯誓师词”声言要“肃清反叛”“叛军”最初兵分三路，鞭指河南，但是先胜而后败。致败之由，除军饷不足、械不如以及指挥不一致之外，最主要的关键是阎老西不守诺言，迹近出卖朋友，大有扯后腿之效。至十一月初，阎更就任蒋授予的陆海空军副总司令的称号，然而亦未允出兵助蒋，仍然采首鼠两端的策略。但是这种策略显然对冯不利，确如冯所说：“阎不表示态度，且就蒋之副司令职，致前方将领心怀疑虑。”(《冯玉祥记》第三册，页八十一)导致军事上的全面失利，只望死守潼关，以待天下之变。此时其他各地的反蒋声势仍然此起彼伏。

　　一九二九年的十二月中旬，冯玉祥想离开建安前往太原，显然要敦促阎锡山采取积极反蒋行动，但是已经发觉自己的行动完全失去自由“俨若待决囚也”十分生气。至十六，从天津发行的《益世报》上，见到蒋、阎来往电报四则，自谓“积久闷葫芦已全打破”失去自由也就不足为怪了，骂阎“狐埋狐攒，纵人入井而投以石，”甚恨其“反复险诈”但冯仍坚持反蒋工作，因为他“认定蒋为中国国民革命过程中最大障碍”(参阅同书，页九十一、九十四至九十五)同时，冯致蒋一函力斥蒋措置乖方，不一而足，并见诸十二月二十的《益世报》，如谓“讵期执事主政，恣意悖行，致前次革命运动所得之成功，悉被破坏殆尽”“举国家为孤注，以快一人之私(未删节之全函见同书，页九十七至九十九)等，犹如檄文。

　　到时序进入一九三O年，阎锡山终于知道副总司令一职不好当，不仅需要赴京上任，而且不得再兼省职，显然是“离窝毁巢”之计，始有亡齿寒之惧，为了自身的利益，不得不采防御措施，蒋、阎的电报战于焉开始，摩擦甚。国民改组派的军事倒蒋活动更予阎以极大的鼓励。改组派之产生有鉴于国民为“新军阀”与“腐化分子”所包办，故认为“的改组”以及恢复民国十三年改组精神，为的唯一出路。以汪卫一派为核心人物，乃于一九二八年十一月二十八在沪成立“中国国民改组同志会”当蒋介石于翌年三月包办“三全”大会，排斥异己，改组派立即宣称三全大会为非法，并成立“护革命大同盟”强烈反蒋。汪卫在法国也为之呼应，称倒蒋运动乃“民主势力与封建势力之争”(阅《汪卫先生最近言论集》，页二十五至二十九)改组派上海总部又成立护救国军，开始军事倒蒋。亲汪将领张发奎首先于九月十七以其第五师通电拥汪讨蒋，十月上旬，汪自法返国，十一月十七，李宗仁与张发奎联名通电讨蒋，唐生智、石友三继之响应。十二月二，唐联合七十四名将领发表通电，劝蒋停止用武。五，宋哲元、孙良诚、韩复榘、马鸿逵、孙殿英等也纷纷通电讨蒋。但是倒蒋的人马虽多，却步调不一，缺乏统一指挥，被蒋各个击破，蒋且于十二月二十八，利用中常会永远开除汪卫籍。然而汪并不灰心，随即乘势促阎反蒋。

　　阎于一九三O年年初，即向其主要将领表达了反蒋意图，自二月上旬起，针锋相对的电报战见升高。阎于二月十发表有名的蒸电，指出南京国府蒋主席一再自称“力谋军队之编遣、务之整理，以期树国万年之基，尔后功成身退”但事实上“事与愿违，变迭陈，内之纠纷愈烈，军人之恐慌愈甚，挑拨离间者之机会愈多，加以民间之疾苦增，士兵之怨望蓄。”在这种情况之下，实不宜再以兵戎相见，自相残伤。其中警句如“同持青天白之旗，同为军而互相搏，伤亡者皆武装同志；同奉三民五权之训，同为本员，而开除逮捕摧残者，皆我总理信徒”因此阎以“整个的、统一之国”与蒋互勉，要求相互“礼让为国”两人“共息仔肩”阎锡山特别要表明的是，为了避免战争，为国利益计，他愿自己与蒋一起下野。但是蒋介石回电认为他之所为，乃“革命救国”的“义务”而非“权利”辩说“权利自当牺牲，义务不容委卸，此时国难正亟，非我辈自鸣高蹈之时”他要阎“万不可肥豚唱高，轻卸救国重任”他自己当然不会“轻弃国付与之重任”阎于十三再驰电蒋介石，重申共同下野之意，并警告不要轻易动武排斥异己，有谓“治国之道，重在止，不重在戡；且能止，戡始有结果，不能止，而一味戡，终无戡了之一”蒋得此电，赫然震怒，即下令挞伐。然而汪卫于二月十八电阎，盛赞蒸电所说“整个的，统一之国”认为是“至要之图，得公主持，深慰海内云霓之望”亟力鼓励“坚持正义，不避劳怨”联合各派，进行反蒋，以“共底于成”(汪致阎电见一九三O年三月十《革命报》，蒋阎电文载日本东洋文库藏《民国政治史资料》)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张发奎、胡宗铎等亦于二十联名通电，主推阎锡山、冯玉祥、张学良为陆海空军副总司令。翌，蒋电阎仍认为，要他引退“无异为反动者解除本武装，阻止本革命”然二十三，阎、冯、李等四十五人在太原发出通电，主张由全体员投票，解决国纠纷。汪卫也自港通电，赞成总投票，并谓若和平无望，则以武力制裁蒋介石。

　　此一蒋、阎电报战，促成浩浩的反蒋联合阵线。三月间，国民改组派上海总部便搬到北平，同时桂系与西山会议派人马也纷纷派员到平津活动，与阎、冯连成一体。三月九冯玉祥由山西回到潼关与旧部会合。(见《冯玉祥记》第三册，页一三八)临行之际，阎送冯现款五十万元、花筒手提机二百架、面粉二千袋，以表歉意与诚意。十四、十五两，前第二、三、四集团军将领五十七人先后通电全国，数蒋十大罪状，要蒋还政于民，化干戈为玉帛，由阎锡山出任陆海空军总司令，冯玉祥、张学良、李宗仁副之。四月一阎宣誓就职，通电揭蒋罪行，指蒋变为“一人之化身，专制独裁，为所为…张挞伐、行暗杀，无非私张其篡窃之威”是以不得不“统率各军，陈师中原，以救国。古有挟天子以令诸侯者，全国必起而讨伐之，今有挟部以作威福者，全国人亦当起而讨伐之”这一次起了大公愤，反蒋联合阵线汇聚了七十万大军。蒋介石则于四月五以南京政府名义，下令通缉阎锡山，显然想要把矛头集中在阎一人身上，并指示吴稚晖致电冯玉祥，意图离间，反被冯抓住机会，大骂吴稚晖“苍髯老贼、皓首匹夫；变节为一人之走狗”！吴稚晖应是国民人中被骂老贼的第一人。蒋遂于五月一发布讨伐阎、冯誓师词，发动文宣攻势(原电见《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第二卷，页三O九至三一O)，编印了《讨伐叛祸国殃民的阎锡山冯玉祥》一书，数阎十一大罪，指冯“啸聚潼关、进犯郑洛”等等。蒋本人也于五月八渡江北上，坐镇徐州，亲自指挥五六十万人，发动大战，并向其部下训话说“作战的关键问题，是对敌人兵员的杀伤”杀伤极为残酷的中原大战，于焉揭幕。

　　此役称之为中原大战，因主要战场在陇海铁路这一横线，以及平津铁路与平汉铁路二条纵线之间，包括山东、河北、河南以及两湖等中原省份，双方兵力加起来约一百五十万人，毫无疑问是民国以来第一大战。前国民第二、三、四集团军，分别在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领导下，动员全军，决心与蒋介石做破釜沉舟的搏斗，一开始就战况烈，而又呈胶着状态。打到七月，反蒋联军略占优势，蒋军精锐损失惨重，蒋在河南归德几乎被郑大章的骑兵所俘。(参阅周佛海《往矣集》)但到八月里，蒋军又较占优势，集精锐于津浦，展开反攻。显然，蒋介石的炮弹后面有更多的银弹，美国借款以及江南财富之地可供他购买最新型德国大炮以及新式飞机，以及用金钱来论功行赏，甚至还此可把“银弹”化作“弹”蒋曾命令沿陇海线办起战地俱乐部，用车厢“布置成动酒店，备有中西大餐、烟具、赌具，雇用上海舞女、女充当招待”以瓦解敌人斗志。(参阅宋平《蒋介石生平》，页二七一)不过使蒋介石赢得这场大战的决定力量，却是来自张学良的东北军。张于九月十八通电拥护中央，进兵关内，不仅使中原大战的战团体失去平衡，而且使反蒋联军腹背受敌，注定阎、冯以及反蒋联盟之失败。张学良拥蒋，并不是择乔木而栖，而是蒋方派去的代表吴铁城、萧同兹的“外手腕”远胜于阎、冯派去的薛笃弼与贾景德。(参阅《张学良进关秘录》)具有讽刺的是，一年多前，国民的四个集团军把东北军赶出关外，而今蒋介石却引进东北军来击溃其他三个集团军！完全是权术运用，主义与信仰都是假的。

　　国民内各派倒蒋如此踊跃，反蒋联合阵线如此强大，而终不免于失败。军事方面的失败，已如上述。在务方面，汪卫早于一九三O年三月二十四就促阎锡山从速组织政府。当阎就任陆海空军总司令之，汪系人物陈公博、王法勤等已抵太原，筹商组织国民中央部扩大会议，团结各派重组国民政府。但是由于改组派与西山会议派虽在反蒋上同仇敌忾，但在意识形态与历史背景上，犹如水火，经过多月舌战，才于一九三O年七月十三获致共识，始与阎、冯以及其他地方实力派，共同在北平成立“中国国民中央部扩大会议”发布由汪起草的《务联名宣言》。此一宣言可说是对蒋掌握最高权力以来的清算，很可以借此了解何以蒋介石成为怨所集的众矢之的，复由才子汪卫执笔，自是千古名文。例如它说：

　　本组织为民主集权制，某则变为个人独裁，伪三全代表大会指派圈定之代表，数在百分之八十以上；本政治，在扶植民主政治，某则托名训政，以行专制，人民公私权利，剥夺无余，甚至生命财产自由，亦无保障，以致既不，国亦不国。去岁以来，分崩离析之祸，皆由此酿成也。某不惟不怍，且方以摧残异己、屠戮无辜为快心之具。同人等痛心疾首，务以整个之，返之同志；统一之国，返之国民，在最短期间，必依法召集本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解除过去之纠纷，扫现在之障碍，使本之主义与政策，得以实现。同时并根据总理十三年十一月北上宣言，召集国民会议，使人民迫切之要求，得以充分表现，而本为人民谋解放之主义与政策，得以在会议中与人民意志合为一体。此同人等认为国目前切要之图，谨以精神结合一致，共同努力，克成立中央部扩大会议，以树立中枢，俾关于全国代表大会及国民会议之筹备，与夫一切务之进行，得所指挥；望我全体忠实同志，一其心力，以济艰难，一切睚眦之见、意气之争，皆当去之务尽，内以自固，外以御侮，国安危，实系于此，敬布腹心，惟共鉴之！

　　这是说国民已沦为蒋介石的个人独裁“以致既不，国亦不国”文中之“某”即蒋介石也。

　　十七年间，本于军事上既统一全国，其在同志，以为破坏已终，建设方始，欣欣然望训政之实行；其在国民，亦本于厌思治之心理，相与为永久和平之祷祝。然曾不一年，而内战复起：十八年间，长江黄河西江三大域，染国民革命军相斫之鲜血，人民生命财产，随以析者，更不可胜记；至于今以来之大战，战区之广、战祸之烈，不特北伐之役未足与拟，即民国以来绝无其例，抑亦中国数十年来所未有也。呜呼！此诚中国之浩劫，而中国国民之奇痛也。谁为为之？孰令致之？

　　国民内斗不已“战祸之烈”“抑亦中国数十年来所未有也”“谁为为之”？“孰令致之”？蒋介石也。

　　南京诸人，于去召集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之际，代表百分之八十以上，悉由指派圈定，员之选举权，剥夺无余。全国代表大会既非法，则其所产生之中央部国民政府，其亦非法，更不待言。加以怙权之故，认约法为不便于己，置总理“训政时期须颁布约法”之遗训于不恤，使人民竟无依法以监督政府之途。于是，对于政府之失望与极端愤，遂不得不横决。以上二者，实为构成内战之原因，南京诸人不惟不思所以清弭之，反以武力为迫之具。于是，一方迫，一方反抗，而内战乃一发而不可收拾矣。凡我国民，苟一回溯去以来内战之所由，度未有不为之痛哭涕长太息者也。

　　所谓“南京诸人”通俗地说即“蒋介石那一帮人”非法妄为，违背了孙中山的遗训。人民也不能依法监督政府，只有起而反抗，则内战之责任在迫之南京蒋政府，而不在反抗之人民。是以扩大会议的最终要求是：

　　此后关于一切设施，先之以公开宣传，自由讨论，继之以严正之决议，纵落少数而退为在野之反对派，亦必以法律规定为活动范围。庶几内战原因永远消除，革命建设，得以从容开始。国利民福，悉系于是。而不然者，怀抱独裁之野心，曲解训政之真义，蔑视舆论，遏抑民权，以摧锄异己为得计、以穷兵黩武为能事，必使内战延长以为快，则误国殃民之罪，必有所归，而最后之胜利，必属于正义也。谨布腹心，惟共鉴之！

　　汪草此宣言虽未指姓道名，但蒋介石处处呼之出。汪寻于七月十五自香港经日本抵塘沽，转往天津。途中曾向记者表示“蒋介石如认识其负两年来内战的责任，当自动辞职。”(蔡德金《汪卫评传》，页一八三)汪至北平后，又多方商谈，换意见，原拟待务处理完善后，再组政府，然而由于津浦线战况逆转，济南得而复失，遂决定提早组府，以扬士气。扩大会议遂于九月一，举行第五次会议，通过政府组织大纲，推定阎锡山、汪卫、冯玉祥、唐生智、张学良、李宗仁、谢持为国府委员，阎锡山为主席，于九月九在怀仁堂就职。张学良虽名列国府委员，但尚未表态，为双方积极争取的对象。汪卫曾特派郭泰棋、陈公博等为代表，前往致意恳谈。张学良于九月九宴请南方代表张群、吴铁城等，复于翌宴请北方代表贾景德、傅作义等。仍然表示中立。但至九月十八，突发巧电，呼吁即罢兵、静候中央措置(见《国闻周报》第七卷第三十七期)，虽向《大公报》记者说：“衷心极愿蒋、阎、冯三公各退一步，共议大计”其实已偏袒蒋介石，故有“静候中央措置”云云，颇出扩大会议诸子意料之外。他们不知分化收买的招数，岂蒋之比！陈公博在《苦笑录》中说，蒋介石以五百万现款和一千万公债，收买张学良出兵入关。(见页三三六)此事居然为近年所出刘心皇辑注的《张学良进关秘录》中的蒋介石密函所证实，而且款数完全正确。蒋屡电部下促张出兵，一口答应巨款，认为宋子文可以办到，当宋子文于九月十八起，每汇一百万元，张学良决定出兵援蒋。(参阅页七十三、八十、八十五、九十七、一O一、一O五、一O七、一三七、一四一、一四二至一四三)张学良态度既明，战局彻底改观，鹿钟麟于十月十五通电罢兵，李宗仁桂军亦自湘撤桂。扩大会议则于九月二十五移至太原，继续开会，起草约法，于十月二十七完成八章二百一十一条的《太原约法》，主张召开国民会议，制订约法，以为国家长治久安之计。此次中原大战耗时七月，死伤三十万，换得此法，故邹鲁有诗曰：“百万头颅换得来，行间字里血成堆；漫云大法都须价，举国疮痍剧可哀。”(邹鲁《澄庐诗集》)

　　蒋介石打胜此仗，更加趾高气扬，十月三于开封军次，致电南京中央执行委员会告捷，并于十月十告全国同胞文有云：“此战之中，逆军集全国各派反动之大成，而终不免于覆灭，则此战之后，绝不致再有军阀复敢破坏统一，叛国。”不过，所谓“反动派”、所谓“军阀”皆昔日之亲密同志也。昔日之同志，如阎、冯、汪等可成今之“军阀”或“反动派”则今之同志，如张学良、胡汉民等，又安知不会成为明之“军阀”或“反动派”？问题根本出在蒋之独裁野心，因此不惜代价排除异己，然异己不息，纷扰正无已时。他认为从此“天下太平”显然言之过早。

　　张学良一身左右战局，虽云左袒蒋氏，尚以和平与顾全大局为说。汪卫经大同出亡，过雁门关有句曰：“剩一杯酬李牧”似犹指望于张学良。李牧主和，然以和为制敌之手段。但是蒋介石并无和意，于阎、冯尤不留余地，继续轰炸，要求他们无条件下野，并于停战之后的十月二十五，令杨虎城攻克潼关，策反西安守备刘郁芬，阎之晋军以及冯之西北军均遭改编，阎冯两人的军事实力瓦解殆尽。至此，前第一集团军总司令蒋介石，终于将其他三集团军全部吃掉。早于一九二九年二月，蒋介石曾向冯玉祥抱怨，沪、广、汉、平皆为桂系占据，冯回答说：“同是一家，何分彼此？”(《冯玉祥记》第二册，页五七八)蒋显然未以国民内的四军为一家“亟亟以消灭异己是务”亦就不足为奇了。然而为了达到此一目的，于、于国、于民都付出难以估计的代价，双方死伤约二十五万人，后遗症更绵绵不绝。最凄惨的，则无过于普通百姓，在大战最烈的八月下旬，冯玉祥在记中记下：“人民之苦，苦到万分；人民之困，亦困到万分，要兵要钱要粮还不算，而捆抬之祸，又甚一，如何得了！”(《冯玉祥记》第三册，页三三二)这是参与者的良心之言。至于后来的学者则认为，中原大战使国家元气大伤，直接影响到整个三十年代中国的政治、经济以及中外关系，并为日本侵华提供了机会。(参阅李静之《试论蒋冯阎中原大战》，页二一九至二四七)即就蒋介石本人而言，似亦得不偿失，从阎、冯那里抢到的华北地盘，实际转换到张学良手里。滥用武力解决政治问题之谬，此见之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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